论普洱茶饼的起源之谜
再说《广雅》记载的饼茶,原文说是出自“荆、巴间”,所谓“荆、巴间茶叶作饼”之说,就其所指的地域而言,不止是指现今的四川、湖北一带,而且还指现今的云南、贵州一带。那么,在上述四个地域之中,何处最有条件足以作为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呢?
依我拙见,中国饼茶的滥觞之地,理当就是云南,特别是云南境内的西双版纳并思茅一带,只缘这里乃是中国茶树原生地的中心地带之故也。
这个推断有无载诸史册的史据呢?历史并未恩赐给我所谓载诸史册的现成答案。只缘那时在云南的茶树王国境内,所有土著部族尚无自己的文字,他们当然无法作也所谓载诸史册的文字记载。而汉族的王公大臣及其御用史官之辈,则又把那些土著部族视为可怖的蛮夷,当作征服而供其奴役与剥夺的对象,哪里还会记载他们的什么创造与发明,赞美他们的什么智慧与文明呢。即如后来到了唐代,由朝延派驻南诏古国的汉官樊绰,他虽在他所编撰的《云南志》(卷七)中说,“茶,出银生城界诸山,散收无采造法。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。”此言却亦不足以为据也。
既然说是“散收无采造法”,但接着却又说是“蒙舍蛮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”,这在事理上说得通么?试问,若是无有采茶法并制茶法,那么,银生城界诸山之茶,怎么竟会采制出来而转运行销于蒙舍即今洱海地区一带去的呢?而且,那些“蒙舍蛮”所采用的吃茶之法,恰恰是饼茶的饮啜法,并且恰恰跟上述《广雅》所说的饼茶之饮啜法,两者煞是相似呢:一则说,“用椒、姜、橘子笔之”;一则说,“以椒、姜、桂和烹而饮之”。
且看一个是三国时代的饼茶饮啜法,一个是唐代晚期的“蒙舍蛮”所用的无以名之的饮啜法,两者相隔达五百余年之久,吃法竟是如出一辙的相似,这个茶史之谜,试问,该是难解还是不难解呢?
说到这里,我不由想起宋代有一位名叫李石的士人,在他所编撰的《续博物志》(卷七)中,许是参照了比之樊绰的《云南志》更为可靠的史料罢,于是他则断然删剔了樊绰所谓“散收无采造法”的字样,并且代之以“采无时”这样一个精当的措词,堪称笔力不凡也。只因西双版纳一带,大抵属于亚热带,部分则是属于热带的气候,故而常年可以采茶,无须象江南一带那样,讲究什么明前茶,雨前茶这类。所以,“采无时”之说,则集中表达了西双版纳一带采茶的特色。
此外樊绰笔下的“蒙舍蛮”之说,纯乎是歧视和诬谤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贬称,因而亦被李石删去。李石笔下的文字则是这样的:“茶,出银生城界诸山,采无时,杂椒、盐而饮之。”
前面说过,普洱饼茶的起源之谜,虽说在先秦前后、两汉前后史籍上难以觅得破释的现成答案,不过却也不乏可资参考的某些侧面线索,兹即引述于下。
侧面线索之一:“据东晋常璩《华阳国志?巴志》记载:‘周武王伐纣,实得巴蜀之师……鱼盐铜铁、丹漆荼(茶)蜜……皆纳贡之。’此中之‘巴蜀之师’,据史家考证,乃是今云贵川三省的八个小族国人组成,其中的濮人,就是今勐海县布朗族的祖先。……;也就是说,在商周时代,勐海就产茶,史料及史诗中理应有更多的记载。“(引自雷平阳《普洱茶记》)
我在这里尚要补充一点:常璩在《华阳国志》中除了著有《巴志》和《蜀志》之外,尚还撰著了《南中志》。这个“南中”,即相当于当今四川省大渡河以南和云南、贵州两省。三国蜀汉以巴、蜀为根据地,南中在巴蜀之南,故以名之。《南中志》称:“平夷县……有石兆津安乐水,山出荼(茶)蜜。”这恰好与《巴志》所述的纳贡之茶,彼此对应起来。那么,既然南中“山出茶蜜”,兼之昔日巴蜀之师中又有聚居于勐海县的布朗族之祖先,这么说来,其所纳贡之茶,何尝不就是云南之茶呢?
而且这种贡茶,依我推断,它很可能就正是云南普洱型茶呢。
至于像普洱饼茶这类紧压茶的发生和形成,那当然是由其特有的自然条件、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诸般因素所决定的。俗谚云,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而茶呢,其道理也一样,即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也。
上古时代的云南及其茶树原生地一带,全然是一个处于封闭状态的神秘王国。后来随着茶叶贸易之